巴金1931年完成的《家》描写的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 的故事。 可以说, 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直接取材于巴金少时成都的老家。他在成都老家的生活，其短篇小说《在门槛上》里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解：“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由此可见, 正是这样血肉鲜活的生命体验, 正是这种血脉贲张的创作冲动, 才使巴金完成了《家》这一部作品，让他大气磅礴地“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其间，他塑造了鸣凤、梅芬、瑞珏这几个“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悲愤，“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应该为那些可怕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 他代那许多做了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 冤枉’。”封建旧制度吞噬着像梅与瑞珏那些众多不反抗的女性性命，也吞噬着即使想反抗，却由于力量太渺小而反抗不彻底的纯洁女性鸣凤的性命，可见，不反抗以及反抗不彻底其命运都是悲惨的，具有历史意义。而小说中另一位重要女性——琴的出现，却和以上几位截然不同。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争取个性解放、敢于向封建礼教反抗的形象。在当时看来，她是时代的叛逆者，但她的所作所为是当时女性中的先驱者，作者之所以塑造琴这个形象，无疑是为了唤醒这社会的另一半——女性的崛起。

（二）

鸣凤是从读者眼中消失的第一个鲜活的女性，从她的死，我们看到封建家奴制是如何凶残地迫害了像她这样年轻的女仆的生命。鸣凤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女，从小失去父母，被卖到高家当了八年丫头，她长得美丽可爱，她勤劳顺受、安于卑贱，但其精神与肉体都倍受摧残。从她“灵魂的一隅”中，我们看到她也有过美好的幻想， “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像她所服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 “享受父母的宠爱，受到少年爷们的崇拜 ”。 这是她对生活的渴望。但这样的幻想也是倍受到挤压的。因为，她是仆人，她的身体属于高公馆而不是她自己。她只有在“辛苦了一个整天，等太太小姐们都睡好，暂时地恢复了自己身体的自由”之后，才有机会“享受这种难得的‘清闲’”看自己“灵魂的一隅”。 白天与夜晚，现实与美梦的鲜明对比，只会让她更清醒地意识到美梦的虚幻和现实的残酷。然而，真正束缚她整个一生的是她那“简单的信仰”。“她觉得世间的一切就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

这一“信仰”使她原本可以美好的爱情变得苦闷而压抑。在这位女仆的枯涩青春里，也有一丝甘甜，它来自鸣凤内心深处对三少爷觉慧的纯洁的爱恋。一想到他，“她的心灵马上升起了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她盼望着他向她伸出手”，这是她对爱情的渴望，但奴仆的身份带给她强烈的自卑，她甚至不敢跟他多说话。因为，一个是丫头，一个是少爷，她怕旁人闲话会伤了他少爷的身份，当觉慧要她做三少奶奶时，她惊慌失措，知道没有那样的命，只希望能够一辈子在公馆里服侍他，做他一个人的丫头。这份她想要而不能要的爱非但没有拯救她，反而令她痛苦、压抑。“梅园相会”这一章以富于情感张力和潜台词的人物对话传达出人物细腻复杂的心理过程。巴金把鸣凤强行压抑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充分，起初鸣凤一再催促觉慧离开，并对他故意“做出冷淡的样子”。于是觉慧骗她说要把她送出去，巴金描述了觉慧的心理，“他并没有伤害她的心思，他这样说，无非一则试探她的心，二则报复她的冷淡，却料不到他的话使她这么难过。试探的结果使他满意，但是他有点后悔。”眼泪泄露了鸣凤内心的秘密，揭露了少女的掩饰。

这一“信仰”更导致了她生命的终结。在被宣布要把她嫁给冯乐山作小妾后，她首先本能地向主人太太求救，但在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面无表情的周氏（太太）任凭鸣凤穷尽所有的力量去哭诉、哀求，她的一句话：“这是老太爷答应了的，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宣告了她的命运。在那种孤苦无援的境地，使她记起觉慧的“誓言”，期望觉慧做她的“救星”。当鸣凤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觉慧身上时，这个她深爱着也爱着她的少爷却“经过了一夜的思索之后，他准备把那个少女放弃了”。 作者这样写道：“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决定：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当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后，鸣凤选择了以死抗争。当她到觉慧的房间向觉慧告别的时候，当她痛苦地徘徊在湖边的时候，她多么想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给觉慧，她多么希望觉慧来拯救她，她多么希望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但她更想到“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当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拉住他，她不能妨碍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更重要”。正是这种纯真而炽热的爱和朴素而又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才使她呼唤着觉慧的名字而投湖自尽，鸣凤最后的一句话“三少爷，觉慧”是意味深长的。它包含了对觉慧的爱，而从叫“觉慧”则表明在死亡面前突然到来的平等意识。“三少爷”这个平时叫惯了的世俗社会等级的标志性称谓消失了，被心上人的名字所取代，这是第一声也是最后一声，也是整部小说“觉慧”这个名字被叫得最响亮的一次。也正随着这一声呼唤，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完成了，她成了文学史上一个比真实的生命还更有血肉的文学形象。

鸣凤抗争过，但她的力量太渺小了，无法撼动整个社会，甚至连这个家族的一角也无法撼动，最后她用她的生命向专横残酷的封建家奴制度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虽然她的死仍未在那个“家”里造成任何影响（老太爷让婉儿代嫁给冯乐山作小妾）。但她却让觉慧的思想从幼稚转向了成熟，最后走上了坚决背叛家庭的道路。

（三）

作品中除了像鸣凤那样表现了直接的阶级压迫外，梅，瑞珏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封建迷信伦理的牺牲品。这两个女人都爱着觉新，她们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却没有任何抱怨，她们可以说是鸣凤形象的互补，在她们身上集中反映了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

钱梅芬是一个“林黛玉式”的人物，这个美丽善良的旧式才女兼富家小姐，与高公馆大少爷觉新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但这天经地义的婚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迫害下，最后却落了空。个中原由，作者是通过琴口中说出来的：“妈都告诉我了，连大哥本人也不晓得。”琴用忧郁惋惜的调子说，“本来大舅已托人做过媒了，你大姨妈先有了它意，听说她后来把大表哥同梅表姐两人的八字拿去找人排了一下，说是两人的命相克，不能相配，否则，女的会早死，因此，她拒绝了这门亲事，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有一天，她在牌桌上跟现在的大舅母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才拿拒婚的事来报复”。梅遵从“母命”远嫁外地“冲喜”，不到一年又守寡回家，她向“大表嫂”瑞珏吐露了她婚后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痛苦，却不忍对大表嫂启齿她对觉新的爱恋。在高家的后花园里，她终于向觉新透露了矛盾而深沉的情感。她这么矛盾，这么痛苦，是她认为“活着只是拖累别人”，整天只是“靠着回忆生活”，任凭命运摆布，自己不能作一点主。顽固的母亲和自己的礼教意识使她不能再嫁，最后忧郁致病，至死都不瞑目。 “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就断了气似的。”这一部分又像是黛玉死时的情形，与那句“宝玉，你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一刻，或许梅想对觉新最后说明自己依然存在的爱意，或许她想对瑞珏说一些姐妹情深的话，又或许她是想对这个社会发出一声最后的呐喊……“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这一腔哀怨埋在心里永远无处诉说了。觉慧在梅芬的灵前说出这样一段话：“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开眼睛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是谁杀死她的呢？是她母亲哭诉的“是我害了你，是我做妈的瞎了眼睛，不晓得你的心事。我把你们的好姻缘拆散了，苦了你一辈子，落得这个下场”？这一切绝非是她母亲一人之力所致，她是在旧制度的细细碾压下消亡的，正像觉慧痛惜鸣凤说的话，是“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不论什么，她的死给觉新带来了第一波冲击，为觉新之后的反抗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瑞珏和梅相比，在婚姻上应该算得上是很“幸运的”，虽然联系这婚姻的方式----抓阄---是极为荒唐的，但居然让她碰上了一个心地善良的丈夫。瑞珏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所具备的传统美德，她具有江南女子的婉约，柔情似水，她看到丈夫觉新喜欢梅花，自己就不问原因地也喜欢，把屋中所有的瓶中都插满了梅花，并且倾注心血地为觉新画了一幅梅花帐檐。当她知道了觉新和梅的感情及觉新爱梅花的真正原因后，不仅不嫉妒，反倒为他们觉得惋惜，而且和梅产生了真挚的友谊，她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善解人意，那么的纯洁与单纯，她总是温和地笑着，宽容地对待一切，家中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按理说她应该很幸运的了，然而就连她也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她的临产正赶上高老太爷出殡，于是，就有了陈姨太借故起纷争的“血光之灾”。为避免纯粹无稽之谈的“血光之灾”，她被迫在临产前搬到城外很远的一个阴暗潮湿的住所，最终因难产而死，可悲的是瑞珏在痛苦地挣扎时，大声地呼唤丈夫觉新时，两扇薄薄的门板却挡住两个相爱的人最后的诀别。瑞珏牺牲了自己，是因为不希望看到觉新为难受痛苦，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觉新生死不渝的爱。瑞珏的死给觉新带来第二波冲击，如果说梅的死让觉新这座死火山开始冒烟的话，那么瑞珏的死就真的让这座火山彻底爆发了。一惯忍让、懦弱的觉新这时“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这略显直白的愤怒的控诉无疑表明高家乃至整个封建统治者真是丧尽天良，也表明了旧制度的穷途末路，充满了血腥味。

（四）

琴，高家的表亲，觉民的表妹，在《家》中，琴是作为新女性的典型和榜样来刻画的，她美丽的面庞上带着“反抗的热烈的，而且是刚毅的，对一切都不能忍受似的”表情。她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逃出这封建礼教牢笼并在爱情上与心爱的人喜结良缘的女人。

在高家长辈眼里，琴是个乖巧贤淑的女孩，她健康、活泼、有活力，跟别的公馆中的小姐大有不同。琴向往跟觉民、觉慧一样能上学堂，当觉民告诉她学校要办女子学堂时，她很兴奋，还说要第一个去报名，可是当她的母亲有不同意她上学堂的想法时，她并没有放弃，她终于成功了，她的寡居的母亲终于答应让她上了女子学堂，这使她有了见识，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她几乎是个新女性，她热烈赞成新生事物，喜爱着一切积极、健康的新思想，喜欢和进步的学生们交朋友。但她却又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矛盾体，既热情又阴郁，既高傲又自卑，既大胆又怯懦……几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总是左右拉拽着她，使她犹豫不定。在文中，琴羡慕许倩如发表进步言论，带头剪去长头发，她也想剪去束着她的长发，却缺乏必要的勇气——不是她怕流言的讥讽，而是她怕爱她的母亲，她必须去面对一个封建礼教下的家庭。琴又是不屈服的，她看到了千百年中国女子所走的血路，一种渴望正义的感情在琴体内发生了，“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她了解了鸣凤的悲剧，领悟了梅和瑞珏的哀伤；她明白了不能企盼别人，应该自己拯救自己！琴和鸣凤一样看到了“宿命”，但她唾弃这个“宿命”！“我不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新的路”。谁能否认琴是书中最亮丽的色彩？她和觉民为了爱情，为了目标，对这个大家庭实行不了懈的反抗，向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斗争，坚决顶住了来自冯乐山、高老太爷以及周围人们的压力，追求婚姻自由的“个性解放”，终于琴得到了自己的幸福。

从总体上看，作家对琴的描写充满着热情的赞赏。从她的外貌到思想，都作为《家》里一颗闪光的明珠出现的，即使是思想比较激进的觉慧也一次又一次地对她发出赞叹的言词。尽管如此，觉慧也还是看到了琴的思想深处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她对劳苦大众缺乏同情心。在克定请全家观看耍龙灯，用花炮烧烫耍龙灯的人这段情节中，作者刻画了琴的觉悟还仅仅停留在“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的“一个千金小姐”的水平上。在她看来，现存的封建秩序是天经地义的，“五舅他们得到了满足，玩龙灯的人得到了赏钱。各人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这还不好吗？”她认为在这场悲剧里富人和穷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好”的事情。通过这一细节，作家深刻地揭示了琴这一叛逆女性在思想深处对劳苦大众毫不关切的弱点，并给以无情的鞭挞。

琴，不能算是健全的女性，但巴金依旧寄了一线希望在她身上。“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饱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琴已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她不平地叫起来，她的呼声得到了她同代姐妹们的响应。作者也试图对这质问作一回答,倘若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生存价值观始终处于沉沦或即使“觉醒”却仍归于沉沦状态,这条“血路”会越走越长，鸣凤,梅芬,瑞珏的悲哀就在于此。

（五）

巴金的《家》, 牢牢聚焦于封建家庭的吃人本质, 无情地撕裂了它含情脉脉的面纱, 告诉我们, 这“ 家”, 就是罪恶滔天的屠场和牢狱。在巴金营造的高家帝国中,我们看到了令人战栗的可怖景象，“ 君叫臣死, 臣不得不死, 父叫子亡, 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令在以各种形式杀人。《家》这部作品从思想内容上，对摧残人的青春、生命的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严厉的批判，对那些在封建专制制度重压下挣扎、最后做出了牺牲品的人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那些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而斗争的人们进行的高度的称赞。这部作品今天读起来依然是那样的扣人心弦，打动人心，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发自内心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我写《激流》并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它们并不是写了等于没有写的作品。”　人有人格，文有文品，像巴金这种主张“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 的作家，以其崇高的道德人格和高品位的艺术追求，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留下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光彩。